编者按：《西花厅岁月》给当代中国人展示了一个过去时代的领袖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当今善于炒作的书商们惯用的“猎奇”和“揭密”，打动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亲切，从容和真实。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亲情友情，普通人的烦恼和心焦，也会放歌纵酒，也会泪洒人前，这样的领袖少了仙气，却多了人民的爱戴。
本书系赵炜著、泠风执笔、中共文献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选择；意想不到的调动；走进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周总理；进入周总理办公室等内容。本文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西花厅岁月》图书连载节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生活习惯，身为伟人的周恩来也不例外。赵炜前前后后同周恩来总理交往了21年，对他的了解远不是一个侧面。从她口中讲述的周恩来日常生活，可以让读者了解到伟人走下政治舞台的另一面。透过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实际上，西花厅中的周恩来在生活中也是一个洋溢着浓厚人情味和亲和力的普通人。
和毛泽东主席一样，周总理习惯于晚上办公。周总理夜里办公结束的时间没准，最早也要到两三点，遇上事情多时，他就工作一个通宵。因为通常休息得很晚，所以周总理起床的时间也比较晚，正常时是在八九点，有时睡得晚了要到中午才起。为了让周总理休息好，西花厅的上午一般都是静悄悄的，大家说话走路都要尽量压低声音，更甭提大声喧哗了。
周总理一起床，西花厅忙碌的时刻也就来临了。先是秘书们忙着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工作，有时实在要赶点，男秘书们还会毫无顾忌地把周总理“堵”在卫生间里。等周总理把个人卫生搞完，他就吃一点简单的早餐，事情少时，周总理可以在早餐时享受十几分钟的清静；赶上事情多，周总理就会让秘书利用这点进餐的时间给他读读大字参考和参考消息。
吃过早餐，周总理一天最繁忙的时刻开始了，他的日程表都提前订好的，开会、找人谈话、调研、接待外宾……几乎一出去就是一天。周总理回来时一般天都黑了，“文革”前他的一个习惯是每天回来下车要先路过值班室，进去看看有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儿，后来，值班室改了门儿，周总理要去还得绕个弯，不太方便，他也就不去了。
周总理还有一个清嗓子的习惯，只要夜间从外面回来，在西花厅前院一下车他就要咳、咳那么两三声，这样我们值班的人也就知道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为什么回家要先咳嗽，我一直不明就里，好几年以后还是邓大姐解开了我心底的谜。邓大姐告诉我，周总理这种进门前先咳的习惯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他们住的院子没有电铃，回来晚了不敢高声叫门，就咳嗽两声当暗号，后来虽然转战南北多少年，但周总理进门前先咳嗽的习惯却一直没改掉。
因为和邓大姐的作息时间不一致，周总理和邓大姐各有各的卧室，有时，邓大姐都起床了，周总理还在办公呢。每逢这时，邓大姐就会轻轻推开周总理办公室的门，站在门外轻声督促：“恩来，天都亮了，早点休息吧。”而这时的周总理态度一般是特别好，他常用的口头禅是：“就睡就睡。”
大家都知道，周总理对他办公室的门看得很严，他办公时，除了秘书有事可以进去，一般人根本不能进，连邓大姐也很少进他的办公室。周总理在办公室打电话时，除非他允许，任何人不得留下，通常我们看到他接电话或者要打电话，就都先主动退到办公室对面的卫士值班室去。但有时周总理会在打电话时摆摆手，我们明白，这是不用出去的意思，也许，他一会儿要把这件事交给某人去办。周总理对秘书打电话也有严格要求，他从不许秘书在卫士值班室打电话谈他交办的工作，而是要求我们一定回自己办公室打。
“要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这是我和周总理接触中常听他说的一句话。平时，周总理的文件都是由值班的同志拆，但他规定部以上领导和知名人士给他的亲启信件秘书一定不要拆，如果有误拆的情况也必须当时就封好，同时要在信封上注明是由某某失手误拆，以后一定注意的字样。
周总理对我们要求严，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遇上机密性很强的信件，周总理都是亲自写信封和封信，注明由某某同志专送给中央某位领导亲启。有时信写好了周总理又要添加些内容，他就在信封上注明“这是我拆开又重封的。”周总理对下面工作人员的职责分得特别清楚，在他的办公室里，什么样事是秘书该做的，什么事是卫士该做的，他总是一点不含糊。有时，我们在办公室看到他的杯子里没水，很想随手拿茶杯添上点，但周总理却坚决不许，他说：“这不是你们干的事儿，让卫士来。”――在办公室的服务方面，总理从来不叫服务员，而是让卫士负责。周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办公完毕，他习惯于自己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笔、墨、放大镜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临走还要把椅子摆放好。周总理不在时，我们通常要把文件送到他的办公桌上，将近20年，我进过周总理办公室不知多少次，但从未见过他办公室有过乱糟糟的情形。
尽管周总理每天睡觉很晚，但他却给我们订下一条严格的纪律：对毛主席和毛主席处的电话一刻也不能耽误。这条纪律的制定缘自于一桩小事。有一天晚上，周总理工作到很晚，刚刚吃完药睡下，毛主席处就打电话过来。值班的同志实话实说，告诉对方周总理刚睡觉，毛主席的秘书一听就说不要叫他了，让他睡吧。第二天，周总理起来后知道了这件事，把值班的同志狠狠批评了一顿，还特意到值班室向我们所有的人宣布：“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毛主席处来电话，那怕我刚刚睡着也要叫醒我。决不能误事。”
和工作习惯截然不同的是，身处高位的总理在吃穿方面却十分俭朴和随便。
周总理吃的一向比较简单，早餐通常是一杯牛奶或者一碗玉米糊，再加两三片面包；如果在家吃午餐或晚餐就是两菜一汤。总理的两菜是一荤一素，荤菜他喜欢吃鱼或红烧肉，特别爱吃的是淮阳烧狮子头。素菜里总理比较喜欢吃豆类和带叶的绿菜，像蚕豆、豌豆和豆制品以及油菜、空心菜这些大路菜都是他最喜欢吃的。由于经常工作到深夜，总理半夜难免有饥饿的时候，这时，他的夜宵就是一小盘花生米。我有几次到总理办公室去送文件时正赶上他在吃夜宵――一边办公一边用手指夹着花生米往嘴里送，见到我进来，总理就会关心地问：“赵炜，你饿不饿，吃东西没有？”要是听说我没吃，总理就说：“没吃，那就让值班卫士给你几个吃吧。”
“谢谢总理，我不饿。”我总是这样回答。最初看到周总理吃这样的夜宵时我感到有些不可理解，一个大男子汉，就吃几粒花生米当夜宵，能当什么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见到总理吃他那份独特的夜宵时，我的心就变得酸楚起来：一个国家的总理，每日十几个小时不辞劳苦地工作，饿了，就拿几粒花生米充饥，这让人感到太简单、太过意不去了。但总理似乎是习惯了，每日办公依旧到很晚，花生米也依旧吃得很有味。
“文化大革命”以前，为了让周总理得到较好的休息，在没特殊事情的时候秘书们就尽量不给他排日程，为的是让他身心都能得到一些放松。这时，周总理或者会和邓大姐去首都剧院看一场人艺的演出；或者会自费请中办警卫局服务处的同志来放部电影，招呼住在院里的工作人员和家属都来看；或者去看望他的老同学潘述伦；或者安排一些朋友、亲戚到家里做客。
周总理的客人多，他也特别喜欢待客，不管是找谈工作还是开会的，赶上吃饭时候周总理都会热情地挽留：“别走了，一块吃个饭吧，今天我请客。”吃归吃，周总理却从不理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也不知一个月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总理又留客人吃饭，照例还说是他请客。邓大姐听了就在旁边开玩笑：“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哪？你们是在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算。”
“是吗？那就让大姐请你们吃饭。”周总理笑呵呵地说。
从年起，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果然，周总理的工资扣掉房钱、水电费和各种开销后一个月真剩不下多少钱。这一算，周总理有了点理财观念，从那以后，他虽然请客如常，但再留客人吃饭时，总忘不了特别声明一句：“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
可惜的是，文革兴起之后，周总理就再也没有了“星期天”，老朋友们来得少了，周总理也更没机会去老同学家述旧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完全被打断。不过就是这样，周总理也没忘了潘述伦和李玉茹老两口，他和邓大姐经常叫我去潘家看看，和老两口聊聊天。我知道周总理心里对老同学的挂念，回来后总要抽点空把去潘老家的详情讲给他听。
周总理比较注重仪表，平时，就是在家不出去，他也穿得整整齐齐，好像随时要出门的样子。更让人惊叹的是，无论冬夏总理从不敞着领扣，就是在夏季很热的时候，总理在家也要穿衬衫，接见外宾时就一定要穿制服。总理喜欢穿灰色衣服，他见外宾或出国访问时就那几套衣服来回换，也从来不让用公家的钱做衣服。平时，总理的内衣都是坏了就缝缝补补，有时把领子、袖口换换照样套在里面穿。有的衣服实在穿不了，邓大姐就拿去改改又接着穿。
周总理对体育很关心，遇到有重大国际赛事，他每天必问比赛结果；周总理对乒乓球尤其感兴趣，平时很关心国家乒乓球队的情况。在周总理的办公室旁边有一个乒乓球室，里面的那张球桌很有些来历。那是第26届世界乒乓球比赛后，荣高棠和国家体委为了表示对周总理的敬仰，也感谢他对体育事业的支持，决定把争夺世乒赛团体冠军用过的台子送给周总理。当时周总理不收，荣高棠就动员我们办公室同志作工作请周总理收，他说这球桌不是送你一个人，办公室同志也可以用嘛。就这样，这张球桌摆进了西花厅。自从有了这个台子，周总理活动的机会多了，有时他会挥拍上阵，到活动室和工作人员打打乒乓球。在周总理的熏陶下，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会打乒乓球的不少，而且球技都有所见长。赶上周总理有闲暇又兴致好的时候，西花厅还会组织个小型的乒乓球比赛，比赛的奖品都是邓大姐拿出个人物品。
虽然和周总理接触的机会很多，但我同他却只打过一次球。记得那次，本来我是站在旁边看球的，不想周总理突然问我：“赵炜，你会打吗？”
“会是会，但打得不好。”我实话实说。
“打不好没关系，练吗。来，我和你打几拍。”周总理“发令”了。
打就打，我抄起球拍就站到了球台旁边。和周总理一对阵，我就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周总理的球打得确实好，发出的球刁劲儿十足，连飘带转，闹得我只有捡球的份儿。为了不让周总理扫兴，打了几个球后我就甘败下风退下阵来。从那以后，我再不同周总理打球了――不是没机会，而是怕影响周总理锻炼，但有机会我还是经常和邓大姐打打球。同邓大姐打球是件很开心的事，赢她比赢周总理容易得多。但事实上我和邓大姐打球时也很少赢，多半是供球让她多锻炼一会儿。
除了打乒乓球，周总理对别的体育活动几乎一概不参与，曾经有一阵他和工作人员学过打桥牌，后来觉得太费时间，也没正经学会。周总理也不会游泳，主要是因为他的右胳膊当年在延安摔伤后落下了毛病，无法自如地在水中划动。平时在西花厅，周总理最常做的运动就是散步和做操。周总理做的操无一定章法，都是他自己即兴发挥，无非是转转腰、伸伸腿、扩扩胸这样一些简单动作，往往几分钟就完事。
在平时的生活中，周总理喜欢把自己当成西花厅的普通一员，对于西花厅工作人员组织的一些活动也积极参与。五十年代末期，由于大家工资都不高，和社会上许多单位一样，西花厅也成立了一个互助会，每月大家都存入一些钱，谁有急事就先用。当时，我们没把成立互助会的事告诉周总理，后来他知道了就主动要求入会，还说，我也是西花厅的一员，有事也要通知我嘛。后来，互助会解散时，有同志家里困难，先用的钱一时还不上，周总理、邓大姐和几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同志就没要自己的钱。好多年以后，只要一提起这件事来大家还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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