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21日上午，在北京医院的告别厅，有一位年近80岁的老妇人，她在儿子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近一具遗体，然后满含深情地说：“到了那边儿，你可一定要找到周总理和邓大姐，还在一起啊！”
这位老妇人名叫焦纪壬，躺在她面前的，正是她的丈夫——成元功。成元功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在周总理身边工作23年，是给周总理担任警卫工作时间最长的人。
这样一个人，对周总理的日常生活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可以说，周总理的一言一行，都在逐步影响着成元功，而成元功也因此成为研究周总理日常生活史的“活字典”。
周恩来拉起成元功的手，说：“小成，我和小超都欢迎你来！”
年，14岁的成元功参了军，进到师。那时候，师正在晋西北打游击，成元功也跟着打了一年游击。
他真正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是年。那年8月的一天，领导找成元功谈话，说：“组织准备将你调到周副主席处工作，现在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成元功想了想，回答说：“按我自己的意愿，我想到前线去，如果组织做了决定，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领导点了点头，显然对这个回答很满意，他继续交代道：“周副主席处很重要，你一定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接着便给成元功讲了一些注意事项，开了一张证明。
第二天，成元功就背着行李，到中央办公厅报到去了。当时办公厅的主任是杨尚昆，负责接待成元功的是科长田驻，他把成元功带到邓颖超那里后，便离开了。
“报告！”成元功在窑洞门口大喊了一句，见邓颖超走了出来，又赶紧举手敬了个礼。
邓颖超见状，连忙说：“不用这样，快请坐。”然后端出一个凳子，放到成元功的面前。两人都坐定后，邓颖超接着说：“你自己愿不愿意到我们这里工作？”
“愿意！”成元功坚定地回答道，不过他也有自己的顾虑：“我就是怕自己年轻，没有工作经验，工作做不好，请首长多批评帮助。”
邓颖超听后微微一笑，她说：“不要叫首长，因工作需要，我们的分工不同，但我们都是党员，在党内都是同志，都是为人民服务。你来这里帮助我们做点工作，可以让我们多腾出一点时间。”
和邓颖超的这次谈话，对成元功的教育很大，就算时隔几十年，他依然可以清楚地记得。
谈话后没过几天，周恩来回到延安，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邓颖超介绍说：“这是新来我们这儿工作的成元功同志。”
周恩来笑了笑，拉起成元功的手，说：“好！小成，我和小超都欢迎你来！”就这样，成元功正式成为周恩来的警卫员，而且一干就是23年。
23年的时光，成元功一直兢兢业业地做着警卫工作，他丝毫不敢松懈，将周恩来保护地很好。
然而，就算保护得再好，也难免会发生一些意外状况，比如车祸。
周总理回到西花厅，对邓颖超说：“我今天差点出了大车祸！多亏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当。”
那是年6月15日，成元功照例来到周总理的办公室，查看台历上都记着一些什么活动。周总理有个习惯，就是把一天的安排在头一天写到台历上。
当时，成元功看见上面写着：“下午两点三十到钓鱼台。”他立刻明白，周总理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北京市各界万人欢迎大会。
为了事先有个准备，不让后面的行动出现慌乱，成元功和值班警卫员张树迎一起研究了这次活动的全部情况。
下午，在出发之前，成元功先到周总理的办公室看了一下，一是看看有什么需要准备的，二是天正在下雨，路不一定好走，想催他提前出发。
当成元功走进办公室时，周总理正伏在桌上批阅文件。兴许是听见了声响，周总理透过老花镜，看了一眼成元功，又转过头看了一眼闹钟，那意思是在说：“还没到点呢，你们就来催我。”
成元功见周总理又回到工作，没说什么便离开了，反正他提醒的目的已经达到。
往常，下午的西花厅要停放好多车，都是一些负责人找周总理谈话或者汇报工作，但今天下午不一样，只有一辆车，就是周总理准备去钓鱼台乘坐的吉斯。
等了没多久，周总理终于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他走得很急很快，一切都是为了节约时间。总理上车后，习惯性坐在汽车后排左侧的位置，因为右手受伤的他，需要用左手拽住窗侧的吊带，不然车速过快，很容易发生危险。
周总理对自己的要求一向很严格，外出活动从不让警卫部门派警车在前面给他开道，这次去钓鱼台，当然也没有。
那时候，天空正下着雨，路上也有积水。按照往常的惯例，自行车遇到了汽车，都会主动让行，但今天不一样，雨一直下个不停，自行车都不大愿意相让。
为了不让积水溅到行人身上，司机杨金明不停拨转方向盘，还不时鸣笛。成元功和张树迎则按照警卫人员的职责，分别注意前方和两侧。
当汽车穿过西四牌楼地段后，就来到了阜成门城楼，出了阜成门城墙豁口，不但道路宽敞，行人也少，视野还更加开阔，可以称得上是行车的最佳地段。
尽管如此，成元功等人还是不敢放松警惕，因为他们都知道，环境越好，人就越容易麻痹，特别是着急赶路的人，很有可能出现麻烦。
果然，那天还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故，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时，周总理乘坐的车行进到展览路南口时，发现前面大门里钻出一辆卡车。它本来是右拐向东行进的，但没想到，将和总理交汇时，它突然逆向行驶，接着又横到马路中间。
看到这种情况，成元功不由得大呼一句：“卡车，危险！”
司机杨金明早就看见了那辆卡车，他对沿途的道路，路口非常清楚，知道那辆卡车是从北京市电车一厂开出来的。
因为卡车出门后向右拐，所以交会时并没有鸣笛，大家各行其道，互不干扰。谁知那辆卡车突然驶入逆行，既没有鸣笛，也没有打灯，直愣愣地横在马路中间。
我们都知道，周总理为了赶时间，车速会快一些，眼看两车就要相撞，造成交通事故的时候，一种重大的责任感，促使杨金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鸣笛、点刹、换挡……最后车辆向右避让，躲过了这场危机。但是，车在向右偏移的时候，前面又出现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弄不好，很有可能被卡车挤到电线杆上。
杨金明心理素质极强，他连忙改为逆向避让，并把方向盘向左打死。就在这时，卡车突然在他眼前一晃，马上就要撞上的时候，杨金明很快做出反应，他脚下猛踩，汽车来了个度大掉头，嘎的一下停住了。
那么，在刚刚如此危急的情况下，车上的其他人都在做什么呢？
当汽车马上要和卡车相撞时，坐在前排的张树迎立即回过身来保护总理。无奈这辆车是三排座，中间隔着一排，他够不着总理。但成元功不一样，他就在周总理的旁边，险情发生的那一刻，他非常自然地用左手和身躯护住总理。
而周总理也使出了很大的力气来支撑。虽然汽车急掉头，导致车内人员都失去了重心，但好在并没有人受伤。
这次事故，可谓是惊险万分，但那辆卡车的驾驶人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依然不打指示灯，也不鸣笛，重新朝着电车公司驶回去了。
所有人都很气愤，几乎要冒出火来，但考虑到周总理去钓鱼台要紧，司机杨金明手把方向盘，调转车头，向西边驶去，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车上，周总理对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很气愤，他指示地说道：“到了地方，你马上把情况反映给北京市公安局，要他们查清楚，是什么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查明后要严肃处理。”
成元功此时也在气头上，听周总理这么一说，恨不得马上就去办了此事。
到达钓鱼台以后，成元功拨打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经过一番了解后才知道。原来那个驾驶卡车的人，是电车一厂的维修工，名叫张兴辰。这段时间，张兴辰在私自练驾驶，常常开着车在厂子里转。
这天下午，他手里刚好没活，就借口给卡车加油，向班长要了钥匙。班长当然知道加油是假，但因不好当面顶回去，就把钥匙交给了张兴辰。
张兴辰拿到钥匙，非常高兴，从来没有开车上过街的他，决定试一试，也就出现了刚才那一幕。
周总理开完会以后，坐车返回西花厅，成元功也利用这个空档时间，向总理作了报告。
“荒唐！”周总理非常生气，他严肃地对成元功说：“通过市公安局转告电车厂的领导，要他们结合这次事故，对全厂的员工进行教育，杜绝此次事件再发生；对那位私自开车出厂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工作。”
说到这里，周总理好像又想到了什么，他交代道：“不要因为是遇到我的车而加重处分。”随后，周总理又告诫成元功等人，要注意安全，要遵守交通规则。
回到西花厅以后，周总理恰好碰到了夫人邓颖超，就告诉她说：“我今天差点出了大车祸！多亏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当。”
邓颖超听后吃了一惊，连忙问事情的经过，得知大家都平安无事后，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艰苦朴素的周总理，一双凉皮鞋陪伴20多年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让成元功体会到了什么是艰苦朴素的精神。周总理的一言一行，都在指引成元功走向进步。
我们都知道，周总理国务繁忙，又经常出国访问。出国访问，按规定由外交部发制装费，但自从实行工资制以后，周总理便不再领取制装费。
他穿的那套中山装，外表看上去笔挺的，但其实补了又补，只不过补得平整些，让外人看不出来。
年，亚非欧十四国之行到达开罗，周总理的内衣因为比较破，不便交给宾馆洗，随访的人员都太忙，没有时间洗，于是就只好交给我国的大使馆帮忙洗。
使馆的同志一看周总理的衣服旧的旧，破的破，很有意见。他们找到成元功，批评说：“我们这么一个六七亿人口的大国，就给总理穿这样的衣服，太不像话了。”
成元功听后赶紧解释：“总理不准我们给他制装买新衣服。”
还有一次是在马里访问时，也是把衣服拿去使馆洗。当时大使赖亚力的夫人看见周总理穿这样的衣服，一边洗还一边流泪。
周总理的棉毛衫穿了很多年，背后已经破了好几个大洞。成元功看见后，就去百货大楼买了两件回来。
那天，是赵行杰值班，他在穿衣服时，打算给周总理换上。可周总理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问道：“你怎么给我换新的，原来那件呢？”
赵行杰说：“原来那件太破了，不好再穿了。”周总理听后拿上回答：“太破了就不能补一补吗？还能穿，为什么要买新的？”
赵行杰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拿到百货大楼退掉完事。
周总理夏天经常穿凉鞋，也就是现在历史博物馆的那双。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访问了印度，然后回到广州。
那时是7月份，正值最热的时候，广州举行了舞会，周总理每跳一会儿，就出一身汗。于是，何谦就把自己买的香港衫拿来给周总理穿，总理穿上感觉很好，只是脚上的一双皮鞋不协调，大家就劝他做双凉皮鞋。
这回，周总理终于答应了，回家后做了两件短袖衫，还做了一双凉皮鞋。天热的时候，周总理就会穿着短袖衫和凉皮鞋办公。
这双凉皮鞋，陪伴了周总理20多年，直到逝世，也没有换过。
周总理除了艰苦朴素外，还公私分明。这一点，成元功深有感触。
上面我们已经说到，周总理出国访问，决不会领制装费。其实，他不但不领制装费，还上交过衣物。
有一次，他向外交部上交了十多件衣服，有礼帽、还有西服。周总理说：“把这些东西都交给外交部，让那些出国的同志利用，节约国家开支。”
当然，还有很多外国首脑送给周总理的个人礼物，比如高级照相机、精美瓷器、猎枪、地毯等，这些都被周总理如数转交给了有关部门。
周总理外出次数很多，所以需要经常乘车，但如果是因为私事乘车，他一定会付钱。比如，周总理要乘车到北京饭店理发，从来都是自己付钱，即使有时是因公顺路到北京饭店理发，这段车程他也要付钱。
除了乘车，看戏也是一样。他经常吩咐秘书，要排队买票，买到什么座位，就是什么座位。为了不影响群众看戏，往往只带一个人去，还要等灯光昏暗的时候，才悄悄入场。
年，周总理出差去东北，出发前就交代了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不准吃肉、不准吃蛋（那时肉、蛋的供应比较紧张）；第二，不许摆水果、不许糖，就算是摆了，也要退回去；第三，带上茶和苏打饼，以便夜里吃（周总理有夜间办公的习惯，这样做是为了不给地方找麻烦。）
到达长春以后，成元功把周总理的这些要求都讲了，可他们硬是不听，所以还是超了标准。最后还是邓颖超出面，将这些要求又将讲了一遍。
那位厨师听见后由衷地发出一声感慨：“我当厨师这么多年，做了很多菜，也给很多大官掌过勺，只见过点名要山珍海味的，还没有见过像周总理这样，这不准吃，那不准做的。”
还有一次，周总理去杭州参加中央会议，临离开的前一天，杭州交际处的同志提了一筐菜给周总理带上。
随行的人员见状，马上拒绝，因为他们都知道周总理对此有严格的要求。
可是，杭州交际处的同志并没有放弃，他们说：“这是给你们买的呀，还有发票，你们给钱不就行了吗？”
“那也不行，总理不会答应的。”随行人员反复拒绝道。
第二天登机时，成元功发现机上放了两筐蔬菜，就问是怎么回事。交际处的同志说：“这不是单给周总理的，还有些要中央的领导同志，有发票，到时候付钱就好了。”
于是，这两筐蔬菜就被带到了北京，送到了供应处。供应处给每个首长家分了一份，周总理这边自然是有的。
后来，炊事员将这些蔬菜给做了，吃饭时周总理看到后非常生气，饭也不吃了，将成元功叫了过来：“这些菜是哪来的？”
成元功如实回答了一遍。
周总理说：“我和你们讲过多次，不许往回带东西，为什么就是不听？”
“这不是专给我们带的，是带给中央首长的，我们分到的这一份也是付过钱的。”
周总理一听，更火了，他说：“付过钱也不行，我问你，老百姓能吃到这样的菜吗？”
成元功摇摇头说：“当然吃不到啊。”
“我能吃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以后你们办任何事情，都要跟我本人联系起来，我们自己制定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边的人遵守，那和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区别？”
这件事，给成元功很大的教育，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周总理帮成元功的孩子取名字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就像回到了家里一样。有一天，周总理问成元功：“你有没有找到女朋友啊？”
成元功回答说：“还没有。”这时，一旁的何谦开起了玩笑，写了一首打油诗：“小子今年二十五，衣服破了没人补。要想有人补，还得二十五。”
这首打油诗，逗得周总理哈哈大笑。
后来，成元功的婚事还是周总理促成的，不然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结婚呢？
周总理不仅对成元功的婚事比较关心，他还关心成元功孩子的取名问题。
那是年，成元功跟随周总理来到钓鱼台。散步时，周总理问：“小焦（成元功的爱人）生了没有啊？”
成元功回答说：“医院了，还没有生。”
“今天我们在钓鱼台，如果孩子出生，就叫小鱼吧。”周总理笑着说道。
因此，成元功的第一个孩子就叫“小鱼”。
在周总理的看来，成元功不仅是自己的警卫员，还是自己的亲人，他们相交23年，对彼此都很了解。
这23年的情谊，是岁月无法割断的，就像成老夫人说的那样：在另一个世界，一定要找到周总理和邓大姐，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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